随着疾病种类的不断扩大、新的药品大量应用,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医疗风险逐渐加大,患者用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任何药品都可能存在风险, 对于药品风险管理的目的就是从各个方面出发避免和控制药害事件[1-3]。在我国,医院是药品使用的主要场所,医院药剂科和临床科室在药品管理、使用中都存在着潜在的药品管理风险。2002年有关数据[4]表明,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医疗诉讼案件高达170万件,其中以药物纠纷和因输血造成感染的事件居多。医疗机构在药品临床使用过程中如果未能及时识别、评价、处理用药风险,就会给患者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给医院带来损失。美国的研究[5]显示,每年用于处理医院用药失误所花的额外费用高达35亿美元,据估计,这些伤害中至少有1/5是可以避免的,大部分的医疗不良事件并非员工的疏忽或缺乏训练,而是由于其身处不完善的系统或过程导致行为出现偏差。因此,探索出一种能够前瞻性预防风险的管理体系,对减少医疗错误的发生、提高医疗质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6-8]。
为了解医务人员作为临床药物治疗风险管理的主体,对于这种风险的认知情况,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某三级综合医院医务人员进行调查,以期掌握影响医疗机构药物治疗风险管理的主体人群的认知水平、参与意愿、影响参与因素以及对目前风险管理现状的态度,为进一步改进药物治疗风险的干预工作制定有效的管控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问卷调查表的设计调查表采用Likert scale设计,采用柯氏评估。每一陈述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5种回答,对每个回答给一个分数,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别为5、4、3、2、1分,有利项目即正向问题,如“药物本身是有风险的”,分值越高认知越高;不利项目即反向问题,如“只要工作人员有足够的责任心就能够控制医院药物治疗风险”,分值越高认知越低。问题的设计根据柯氏评估从两个层级四个维度考虑:认知度、工作环节的相关性、参与意愿和影响参与的因素,问题范围涉及病区药物从药房发出到患者使用这一临床过程中人为造成的药物治疗风险。得分的评价标准,经过专家组讨论确定为以满分的75%为节点,对于有利项目3.75分以上分值越高认知度越高;对不利项目2.25分以下,分值越低认知度越高。
1.2 数据来源采用分层和随机抽样的方法,将某三级综合医院病区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分为医生、护士、药师三层,每层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共计200人。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被调查者完成问卷调查的相关问题。
1.3 数据分析数据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评分视为定量数据,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用药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的卡方检验,将有意义的变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进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变量的筛选采用向后逐步回归法(backward:Wald),α入=0.05,α出=0.10。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本次共发放调查表200份,剔除填写不完全的无效调查表7份,共纳入193份进行统计。
数据显示:医生94人,药师20人,护士79人;35岁以下的139人,占统计总人数的72.0%;学历以本科居多,共计81人,占统计总人数的42.0%。详见表 1。
被调查对象对于药物治疗风险的基本属性、参与意愿认知较高,但对于药物治疗风险来自哪个环节的认知均比较低。详见表 2。
根据调查数据,“影响参与的因素”认知度平均<3.75分,其中5个二级问题中,2个有利项目“药物风险的相关知识不够”“没有有效途径报告、获得和沟通用药风险信息”的得分均大于3.75分;3个不利项目“工作太忙,无暇顾及”“用药差错会受到处罚”“需要投入精力,但不能带来效益,没有兴趣”均大于2.25分,因此,影响参与因素的客观因素认知度高,主观因素的认知度偏低。详见表 2。
2.2.3 药物治疗风险与工作环节相关性的认知情况对这一维度的认知平均分3.75分,其中一个二级问题即“药物治疗风险在医院目前的管理”认知偏低。认知度高的问题主要是医、药、护各环节的药物治疗风险不是仅仅由各自独自承担;临床药师应协助医生制定药物治疗方案和进行药物治疗有效性、安全性监测;患者用药环节需要医、药、护共同参与;交叉环节的药物治疗风险需要医、药、护多环节共同堵漏;处方环节希望医生将详细的注意事项列出等。
2.3 药物治疗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同问题的单因素分析结果分别以不同性别、年龄、技术职称、工作年限、职业人群为因变量,以各个问题为自变量,进行卡方检验,P值均>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对于调查问卷中以药物治疗风险概念的认知情况为因变量,以各个问题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药物治疗风险概念的认知不同,对于“药物治疗风险主要来自医生” “药物治疗风险是一个体系”以及“药物治疗风险相关知识培训不足”这3个问题认知度也不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2 不同问题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情况以“是否同意药物治疗是有风险的”为因变量Y,自变量X依次为调查表中的24个问题,经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因变量影响有意义的自变量有3个,分别是“是否同意药物风险来自医生环节”“是否同意药物风险来自系统管理”“是否同意药物风险与相关知识培训能满足需要有关”,见表 3。
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技术职称、工作年限、聘用方式的医务人员对临床药物治疗风险属性、参与意愿、影响参与因素以及对临床药物治疗医、药、护、患各环节存在的风险和规避4个方面的认知和态度有一定差异,如医生对于药物治疗风险的属性、风险环节方面的得分均高于药师和护士;护士和药师对于“医生处方环节中增加详细用药的注意事项”的得分均高于医生,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果首先可能与研究的范围和调查的人群有关。此次研究重点涉及临床药物治疗风险中人为造成的风险,重点围绕一家医院的病区药物从药房发出到患者使用这一临床过程,调查人群是工作在一线的医生、药师、护士,不包括非一线医务人员,如管理者等。被调查者熟悉这一过程中自身和彼此的工作流程和面临的问题,而对于药物治疗风险中自然属性的风险(如药品不良反应)、环境因素造成的风险(如药品断货)等等不在此次研究范围之内。另外,目前医疗环境比较恶劣,各类医疗纠纷和不良事件受到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使得医疗风险包括临床药物治疗风险的问题得到空前重视,这也可能造成医务人员对于医疗风险包括临床药物治疗风险,有比较一致的高认知度、高参与意愿和规避自身工作风险的需求和态度。但尚需扩大样本量在不同医疗机构中进一步对比验证。
3.2 医务人员对临床药物治疗风险整体认知情况通过此次研究,医务人员对药物治疗风险的认知主要有以下特点:(1)都有很强的意愿参与临床药物治疗风险管理;高度认知药物本身、药物治疗是有风险的、药物治疗风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环节高度参与,而不仅仅靠高度责任心就能够规避,并且对药物治疗风险的各类信息包括不良反应、用药错误等的有效交流有共同需求。(2)影响医务人员参与临床药物治疗风险管理的客观因素“相关药物治疗风险知识不够”“没有有效途径参与”认知度高;而主观因素“工作忙无暇顾及”“担心交流用药差错信息受处罚”以及“没有兴趣参与”的认知度偏低。这涉及风险管理中信息沟通的问题,国内外已有比较多的研究,特别是国外已有较完善的风险沟通体系和方法,在风险信息收集、风险沟通平台构建、风险沟通决策等方面有成功的实践经验, 值得借鉴[9-12]。(3)对工作环节中药物治疗风险的认知方面,医生、药师、护士不赞成对各自工作环节中的药物治疗风险如处方错误、审方错误、给药错误等,完全由每一个工作人员自己承担,更多需求有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辅助支持;在药物治疗方案的制定、患者用药方法、用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监护方面,对临床药师的需求比较高;对于医药护工作有交叉的环节都需要得到多环节的堵漏和协作。国内外也有不少研究[13-16]显示医药护多环节的协作堵漏、医院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条形识别码和PDA的使用对有效降低用药风险有一定作用。(4)对医院目前关于药物治疗风险的管理认同度较低,主要反映在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管理机制不健全、工作流程繁琐、医务人员存在超负荷疲劳工作的情况,这与目前国内许多针对药品风险管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相似[17-20]。
3.3 对药物治疗是否存在风险的认知直接影响对药物治疗风险多个方面的认知由表 3结果显示X1、X2、X3的OR值均大于0,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同意医院药物治疗风险管理是一个涉及管理、人、物、环境多个层面的管理体系;同意药物治疗风险主要来自于医生环节;同意因药物风险相关知识不够影响参与药物治疗风险管理的人群,他们对药物治疗是有风险的认知程度更高。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医务人员的临床药物治疗风险认知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评价研究,对今后进一步有针对性制定干预措施、开展风险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依据,但尚缺少临床药物治疗中不可或缺的患者环节,这对临床药物治疗风险干预措施的制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今后尚需要进一步开展患者药物治疗风险认知情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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