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Hp)感染是胃肠疾病发生的常见因素之一,可导致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甚至胃癌等疾病[1],也可导致胃肠外疾病。因此,自Hp发现以来的20余年[2],人们对根治Hp进行了不停的探索。然而,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甚至滥用,Hp产生了耐药性,部分患者应用传统的三联疗法已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无法根除幽门螺杆菌[3]。广东省云浮地区Hp阳性患者的三联疗法根治率较低,符合国际三联疗法根治率下降的趋势[4],标准的三联疗法的根除率低于70%,含铋剂的四联疗法对Hp的根除率相对较高;Hp的耐药性也逐年增高,Hp耐药情况基本符合全国Hp耐药的平均水平[5]。因此,云浮人民医院针对当地Hp感染情况,探究第二、三线的补救治疗,以达到根除Hp的目的。
1 资料与方法 1.1 Hp感染的治疗 1.1.1 病例选择标准碳13尿素呼气试验或血清抗体检查出现阳性结果后,可明确诊断为Hp感染。
选自2013年6月-2016年6月云浮人民医院确诊为Hp感染的当地患者420例。其中男性248例,女性172例。年龄大部分在18~70岁范围,平均(43.44 ±12.31)岁。Hp耐药菌株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6-7]。原发性耐药是指未经抗生素治疗的Hp所产生的耐药性;继发性耐药是指经抗生素治疗后,Hp产生的耐药性。三联疗法很容易导致继发性耐药[8-9]。临床上经治疗后所获得的Hp有原发性耐药菌株,也有继发性耐药菌株,情况相对复杂。因此本次试验初始对象主要为未经治疗的Hp阳性患者,且需经患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10]如下:1)Hp阳性的慢性胃炎,消化道溃疡患者;2)排除药物影响:治疗前2周使用过抗生素、铋剂、H:受体拮抗剂(H:RA)和质子泵抑制剂(PPI)者;患者同时服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或酗酒;对实验药物过敏者;3)身体状况良好,无其他严重疾病的干扰。排除妊娠或哺乳期妇女;4)患者精神状态良好,排除精神病、严重神经官能症以及不能合作者;5)若治疗期间症状加重或存在严重不良反应,及时终止实验。
1.1.2 Hp感染诊断经胃镜检查、快速尿素酶实验及血清抗体检查阳性后,可明确诊断为Hp感染。
1.1.3 治疗与根除判断将357例Hp阳性患者随机平分为3组,记为Ⅰ、Ⅱ、Ⅲ组,应用三联疗法(选用1种PPI或者胶体果胶铋加2种抗菌药)规范治疗后,按照统计学方法计算Hp根除率[Hp根除率=(本组Hp根除患者人数/本组总人数)×100];若Hp未根除,则给予四联疗法(选用1种质子泵抑制剂+胶体果胶铋+2种抗菌药),记为Ⅳ组,于规范治疗后计算Hp根除率。本次实验三联疗法:Ⅰ组采用奥美啦唑(20 mg,bid)、阿莫西林(1 g,bid)、克拉霉素(0.5,bid),疗程为7天;Ⅱ组采用奥美啦唑(20 mg,bid)、阿莫西林(1 g,bid)、甲硝唑(0.5 g,bid),疗程为7天;Ⅲ组采用奥美啦唑(20 mg,bid)、阿莫西林(1 g,bid)、左氧氟沙星(0.2 g,bid),疗程为14天;四联疗法:第一阶段服用四联药物14天,即奥美啦唑(20 mg,bid)、阿莫西林(1 g,bid)、甲硝唑(20 mg,bid)、胶体果胶铋(200 mg,qid,分别于3餐前1小时及睡眠前服用);第二阶段单服胶体果胶铋(200 mg,qid,分别于3餐前1小时及睡眠前服用)14天。各组患者在其它方面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Hp根除的指标:停止治疗4周后,尿素呼气试验阴性。
1.2 Hp耐药性测定 1.2.1 Hp分离与培养利用胃镜获取幽门螺杆菌,接种于培养基,培养3 ~ 10天,环境要求:微需氧条件、湿度>95%、37 ℃恒温。传代增菌后,进行菌株鉴定。
1.2.2 体外药敏试验采用折点敏感试验法,测定最低抑菌浓度(MIC)。判断标准见表 1。
1.3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21.0版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初治3个组(Ⅰ、Ⅱ、Ⅲ组)Hp根除率分别为64.7%(77/119)、52.9%(63/119)、83.2%(99/119), Ⅰ、Ⅱ组间根除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Ⅰ、Ⅲ组间根除率差异较大详见表 2。
以初治3个组为对照组,3组根除率的均值为67.0%(80/119);经过初治后仍未根除Hp的患者有39例,对其进行四联疗法,记为实验组(Ⅳ组)。经计算可知Ⅳ组Hp根除率为82.1%(32/38),明显高于初治3组,Ⅳ组与Ⅰ、Ⅱ、Ⅲ组的平均根除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对所有Hp阳性患者进行病原菌的分离培养,成功分离出357组Hp,其中对甲硝唑的耐药率为72.55 %(259/357)、对克拉霉素耐药率为26.05 %(93/357)、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6.44 %(23/357)、对阿莫西林耐药率为7.00 %(25/357),多重耐药率为16.53%(59/357)。根据统计结果可知,Hp对甲硝唑耐药率明显高于Hp对左氧氟沙星、阿莫西林和克拉霉素的耐药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p对克拉霉素耐药率明显高于对左氧氟沙星和阿莫西林的耐药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患者在其它方面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治疗处理前,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无显著差异(P>0.05)。详见表 4。
Hp感染导致的慢性胃炎、消化道溃疡、胃癌、低度恶性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等疾病困扰着全球约半数人口, 我国也是Hp感染高发的国家,感染率高达56.22%[11]。长期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采用PPI+2种抗生素的三联疗法。然而,Hp的根治率日益低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本次研究发现广东省云浮地区Hp阳性患者的三联疗法根治率较低,与国际三联疗法根治率下降的趋势[4]基本一致。此次研究发现,在使用三联疗法初治的三组患者中,适当增加疗程的Ⅲ组的Hp根除率明显较疗程为仅7天的Ⅰ组、Ⅱ组高,这一结果为今后在药物及治疗方案不变的情况下,采取适当增加疗程来根治Hp感染类疾病提供了依据。目前,我国部分地区Hp对抗生素的耐药情况:北京地区Hp对甲硝唑的耐药率为90.4%,对克拉霉素的耐药率为25.1%,对阿莫西林的耐药率为11.5%;上海地区Hp对甲硝唑的耐药率为70.4%,对克拉霉素的耐药率为12.1%,Hp的耐药性呈逐年增高的趋势。本次研究结果为Hp对甲硝唑的耐药率为72.55%,对克拉霉素的耐药率为26.05%,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为6.44%,对阿莫西林的耐药率为7.00%,说明广东省云浮地区Hp耐药情况基本符合全国Hp耐药的平均水平[5],因此可通过对此地区的研究间接反映全国Hp耐药情况,对Hp感染的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经研究发现,Hp感染久治不愈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药物的诱导、过度用药及药物选择性压力使Hp变异产生了耐药性[12-13]。在一线方案治疗失败后,有1/3 ~ 1/2的Hp对所用抗生素产生继发性耐药。继发性耐药的产生可能造成患者补救治疗的失败,使患者反复感染,甚至出现对多种抗生素耐药的菌株。Hp对常用抗生素耐药率的高低可能与当地Hp感染患者自身的整体素质,如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有关,也可能与当地医疗卫生条件及医疗水平有关。患者整体素质越高,医疗卫生条件越好,Hp耐药率就相对越低[14]。通过本次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Hp对甲硝唑的抗药性最强且相对其他药物来说比较普遍。这与甲硝唑价格较低,应用普遍有一定关系。首先甲硝唑一直作为治疗Hp的主要药物,另外,在妇科疾病等其他领域也经常应用甲硝唑。此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Hp对克拉霉素的耐药率也相对较高,其属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因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及抗菌谱广不仅被用于Hp的根除治疗,也常被用于其他感染性疾病,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Hp 23Sr RNA基因V区上的点突变导致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与核糖体的结合力下降, 是Hp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产生耐药的主要原因[15]。因此,目前临床应尽量避免使用甲硝唑和克拉霉素治疗Hp感染,提倡使用左氧氟沙星联合阿莫西林的三联疗法,此三联根治方案经研究证明对Hp阳性患者的治愈率较高,可达90%以上[16]。有资料[5]说明,将传统的三联疗法的疗程从7天延长到14天,也可提高Hp根除率。本实验Ⅲ组治愈率明显高于Ⅰ组(P<0.05),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但疗程延长也存在不足之处,会造成患者经济负担加重,导致部分患者无法接受此种治疗方法。
本次研究结果说明标准的三联疗法的根除率平均值低于70%,含铋剂的四联疗法对Hp的根除率相对较高,二者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针对Hp产生的抗药性的变化,我们也应科学合理地调整治疗方案,建立有效的应对策略。调整Hp的一线治疗方案,如将以铋剂为基础的四联治疗方案作为选择性应用的一线治疗方案,若患者对某种抗生素耐药>40%,则不建议应用该药,而应用含铋剂的四联疗法;深入研究根治Hp的第二、三线治疗,以铋剂为基础的四联治疗方案仍是最好的选择,此外,有研究[17]表明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等有助于提高Hp的根治率; 避免选择耐药率较高的抗生素,尽量选择耐药率较低的抗生素,如阿莫西林、四环素和呋喃唑酮,且最好在Hp根除治疗前应询问患者既往抗生素的使用情况,有条件最好做药敏试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防止不按疗程服药等因素导致患者Hp根除治疗失败和反复感染;目前,利用基因芯片检测H.pylori耐药相关突变位点的技术已逐渐成熟[18],且重复性与灵敏度理想,结果准确可靠,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可以为临床选择Hp根除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提高根除率;此外,也应严格加强对抗生素使用的管理,防止滥用抗生素,建立健全规范化治疗程序,这不仅仅有利于Hp感染的治疗,对其他微生物感染的治疗、防止其耐药性的产生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 |
Shin J Y, H R Lee, D C Lee. Increased Arterial Stiffness in Healthysubjects with High-normal Glucose Levels and in Subjects with Pre-diabetes[J]. CardiovascDiabetol, 2011, 3(12): 30-34. |
[2] |
张万岱. 中西医结合提高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的探讨[J]. 医学与哲学, 2012, 33(5B): 12-13. |
[3] |
杜军, 汤海涛, 刘晓燕, 等. 109例幽门螺杆菌培养阳性患者耐药情况及临床治疗分析[J]. 安徽医药, 2014, 18(8): 1453-1456. |
[4] |
吴李培, 周玉贵, 王敏, 等. 幽门螺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研究[J]. 检验医学与临床, 2015, 12(17): 2503-2504. DOI:10.3969/j.issn.1672-9455.2015.17.008 |
[5] |
Lahner E.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Drugs Malabsorption[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4, 20(30): 10331-10337. DOI:10.3748/wjg.v20.i30.10331 |
[6] |
刘文忠, 萧树东. 幽门螺杆菌新国际共识解读[J]. 胃肠病学, 2012, 17(1): 1-4. |
[7] |
池肇春. 幽门螺杆菌耐药现状与耐药后治疗进展[J]. 中国医师进修杂志, 2013, 36(28): 1-7. DOI:10.3760/cma.j.issn.1673-4904.2013.28.001 |
[8] |
王莉, 谢会忠, 刘友斌, 等.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密度和在胃黏膜层不同深度的定植对其致病性和抗生素耐药的影响[J].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6, 24(3): 347-354. |
[9] |
刘文忠, 谢勇, 成虹, 等. 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J]. 胃肠病学, 2012, 51(10): 832-837. |
[10] |
黄继平, 黄艳娟, 袁小刚, 等. 深圳地区幽门螺杆菌耐药状况分析及耐药对治疗的影响[J]. 实用医学杂志, 2015, 31(14): 2382-2384. DOI:10.3969/j.issn.1006-5725.2015.14.045 |
[11] |
刘素杰, 田明英, 王惠玲, 等. 舒适护理在妇科腹腔镜围手术期中的应用[J]. 现代医药医生, 2011, 8(1): 123-124. |
[12] |
高文, 胡伏莲, 成虹, 等. 国产药物组成的四联疗法对胃炎及十二指肠溃疡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根除效果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J]. 中华医学杂志, 2016, 96(4): 260-264. |
[13] |
高红军, 岳志刚, 郑敏, 等. 一种肿瘤相关抗原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中的鉴定与表达[J].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2012, 34(3): 244-248. |
[14] |
张平辉. 患者整体素质和医疗资源对幽门螺旋杆菌耐药率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12, 20(12): 537-538. DOI:10.3969/j.issn.1671-038X.2012.12.004 |
[15] |
Abadi AT, Taghvaei T, Ghasemzadeh A, et al. High Frequency of A2143G Mutation in Clarithrom-ycinResistant Helicobacter Pylori Isolates Recovered from Dyspeptic Patients in Iran[J]. Saudi J Gastroenterol, 2011, 17(6): 396-399. DOI:10.4103/1319-3767.87181 |
[16] |
叶晖, 张学智. 中西医结合治疗耐药幽门螺杆菌感染策略初探[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4, 23(8): 891-892. |
[17] |
刘苓, 胡林, 刘娅琳, 等. 贵州省幽门螺杆菌临床菌株的抗生素耐药现状[J].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2012, 21(8): 702-705. |
[18] |
方静, 柴海娜, 徐磊, 等. 幽门螺旋杆菌耐药相关基因突变检测芯片的建立[J]. 胃肠病学, 2011, 16(9): 539-543. |